文 | 吴三川
“凿壁偷光”应为“凿壁借光”，“掩耳盗铃”应为“掩耳盗钟”，“司马光砸缸”应为“司马光砸瓮”……
最近，一些视频发布者称，语文教材的部分内容出现“颠覆性修改”。有人表示“认知震碎”，有人困惑“难道上了个假学”，有人调侃“辅导不了孩子的语文了”。
究竟什么情况下，经典表达应该被调整？修改，又该如何平衡严谨性与通俗性？
（一）
一事当前，先问真假，后论是非。
“给课本找茬”的剧情，早已见怪不怪。然而，经媒体核实，一些表述确有改动，不过只是微调，谈不上“颠覆性修改”。比如，“司马光砸缸”和“掩耳盗铃”就没改，只是补充了原始出处说明——“司马光砸瓮”一说，来自《宋史》中的“破瓮救儿”，而“缸”是后世的泛称；“掩耳盗钟”的原典出自《吕氏春秋·自知》，由于钟和铃形制相近，经民间流传演变成了“盗铃”。
语言是一个稳定与演变并存的体系。汉语数千年历史，不是只有“最初的起点”，还伴随着语义的变异、叠加、迁移，甚至是倒转、讹误，只要无关宏旨、不影响交流理解，就不必“大兴土木”。因为不符本源，就要“恢复传统”，有时反而是墨守成规。
一些成语虽与原文有出入，但不妨碍“成之于语”。最典型的例子，莫过于“每况愈下”，原句为如今很少被使用的“每下愈况”，出自《庄子·知北游》，寓意“越向下深入细节，越能看清真相”。既然字序变了，内涵也就相去甚远。
常言道：“大事不虚，小节不拘。”司马光砸的不是缸，也无损于我们读懂什么叫“急中生智”；掩耳盗的无论是“铃”还是“钟”，都改变不了“掩”的本质。退一步讲，即便这些故事并非真实发生，却早已融入文化的深层结构，影响远超细节本身。
（二）
经典表述之所以成为经典，必有其因。
虽说可以修正或创新，但理应慎之又慎。它可能触动不止一代人的“集体记忆”，造成一定程度的认知混乱，也可能带来更高的沟通成本。鉴于传播的“经济性”，如果要改，也必须师出有名，经得起公众审视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改的意义不是那么显而易见，那就宁可保守一些、温和一些、渐进一些。
教材中实质性的改动，体现出这种实用主义取向。如“后羿射日”改为“羿射九日”，是为了避免混淆。“射日”的是帝尧时期的射师大羿，而后羿是夏朝有穷国君主，这种混淆古已有之，实事求是、正本清源，确有必要。再如，“中华第一鼎”司母戊鼎之所以更名为“后母戊鼎”，背后经历了数十年的学术争鸣，代表了一种新的解释。从公众的接受程度来看，颇有些“后”来居上的意味，还带动了相关考古知识的普及。
具体问题，还要具体分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有的修改不等于一锤定音，更不能简单认为，过去的表述完全就是错的，争论没有价值。时至今日，学术上的“司后之争”仍在继续。这其实再正常不过，在分歧之中共识也得以建立，即“司”与“后”是一对镜像字，类似“乒”和“乓”。
或许更重要的是，“知其然”更要“知其所以然”，从变化中理解经典文本的内在逻辑，直观感受语言的发展规律，不是更好吗？
反观一些自媒体，一旦找到“修改痕迹”，就习惯以情感倾向代替事实判断，以“二元对立”来思考问题，甚至以煞有介事的口吻哗众取宠，动不动就说“颠覆性修改”“连下一代都不知道怎么教育了”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调侃几句无伤大雅，认真可就输了。
（三）
语言问题之复杂，也见于读音之争的旷日持久。
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中的“骑”念“qí”不念“jì”？前不久，随着影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爆火，一则旧闻登上热搜，背后的心态耐人寻味。尽管1985年公布的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》早已作出规范，但这么多年过去，大家还是改不过来，除了说“当年老师就是这么教的”，想必也是因为，与“文化母体”的联结，剪不断、理还乱。
其中的一音之差，和前文所述的一字之差，恐怕还不太一样。鲁迅曾在《汉文学史纲要》提出汉字的“三美说”：“意美以感心，一也；音美以感耳，二也；形美以感目，三也。”讲究声韵格律的近体诗，可谓最能集中体现“音美”。追求“古音”或“旧读”，或许在学术上不太实际，但至少传达了一种呼声：对古人智慧的珍视，对语言之美的敬惜，对文化丰富性的守护，何尝不是一种“约定俗成”？
不仅是古典诗词，就连一些“拗口”的日常表达，公众同样不太习惯。“多巴胺”的“胺”不读ān而读àn，被指“别扭”，和“愉悦”联系不到一块儿；“脑卒中”的“卒中”不读zúzhōnɡ，而读cùzhòng。它们都曾被《咬文嚼字》列入“十大语文差错”。
对此，刊物主编黄安靖的解释很有启发性。他认为，语言是一个圈层结构，分为核心层、边沿层和过渡层。处于边沿层的错误读法进入过渡层，甚至是核心层，成为规范读法，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。比如，“荨麻疹”中的“荨”旧读“qián”，现在规范的标准读音变成了“xún”。
（四）
语言学有一个基本观点，语言与社会具有共变性。
当社会在变、语言在变，如何保持动态平衡，分寸感不容易把握。首先，作为交流工具，语言应当简单清晰实用，但作为文化载体，横竖撇捺有乾坤，一笔一画成文章；其次，语言还存在一个使用情景问题，书面用语要求规范统一，日常对话相对随意得多。
简单地“少数服从多数”，未必是正解。“从今”或是“从古”，追本溯源还是“将错就错”，不宜一概而论。学术理据追求“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”，文化传承强调“以古人之规矩，开自己之生面”，大众使用讲究“约定俗成谓之宜，异于约谓之不宜”，如何找到顺应语言大潮的支点，还需经过充分对话，吸收各方意见，同时为争议预留一定空间。
语言如河流，奔腾不息；文化基因如河床，积厚成势。文化从来不是“单声道”，就该尽可能“既要又要”，把争议转化为一节全民语文课、一次触发文化自觉的契机。少些一惊一乍，多些开放包容，什么时候值得“捻断数茎须”，什么时候不必纠结“瓮缸之辩”，或许就会有清晰的答案。
这正是经典的力量，愈明辨愈宽阔；这也是文化的魅力，越慎思越博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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